揭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7天的手术因体征变化紧急停下

揭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7天的手术因体征变化紧急停下

  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

关于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

矛盾

“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然而到了最后,我却要让他们放弃治疗来捐献器官。”薛瑾说,在不断的生死交替中,她觉得自己的心理都有些无法承受了。

坚持

“我们会跟家属如实陈述病人状态,然后希望家属能让他们的亲人在逝后还能发挥生命的价值,去延续他人的生命,这也是逝者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对于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讲,在器官捐献者和移植等待者之间架起生命之桥的同时,尽管伴随着欣慰和感动,但更多相伴的是死亡与新生、绝望与希望、放弃与坚守。他们的工作总是充满矛盾。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这几年,薛瑾坦言,这项工作是件认真而残忍的事情,在不断的生死交替中,她觉得自己的心理都有些无法承受了,“感觉急需心理健康医生的干预了。”

谨/慎

协调7天的捐献手术

因体征变化紧急决定暂缓

前日,王中奎夫妻经过一周的犹豫,终于签下儿子王猛的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后,王猛的器官摘除手术定在了昨日上午10时许。一早,彻夜未眠的夫妻俩赶到医院重症监护室,最后一次探视儿子。按计划,这次过后,儿子身体内的肝脏及双肾,将在当天移植到其他急需进行器官移植的病患体内。

探视过后,夫妻俩走到监护室门外,医护人员开始进行术前的准备。因为在前一日,夫妻俩选择让儿子在心脏停跳后进行手术,于是,戴在王猛身上的呼吸机被撤掉,维持血压的升压药也减少了计量。随后,他将在没有外部生命辅助设备的情况下,自然地进入心脏停跳死亡。

不过,王猛的身体变化却并未按照医务人员的预期进行。“一般而言,拆掉呼吸机,减少升压药物后,因无法自主呼吸,血压减小,心脏会自然地停跳。在这个过程中,血压会逐渐下降,但王猛的血压在下降到一定数值时却停住了。”医院医生介绍,这种情况必须引起大家的重视,“他好像还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医务人员最终决定暂缓手术。“我们需要重新对他的身体进行评估,或许明天再进行手术,不能因为家属签了字,手术就立马进行,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四川省人民医院(微博)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介绍。

矛/盾

与病人家庭产生感情

却仍要动员家属捐献器官

与王猛这样的突发病患者不同,慢性病患者的器官捐献,“等待”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薛瑾刚刚成为协调员时,一位脑胶质瘤患者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就持续了两个月。

当时,患者的家属提出了捐献的意愿。但器官捐献需要按照国家的规定程序进行,一般而言要患者处于脑死亡、心跳死亡或者两者均达到死亡状态才能进行。而这位患者都还不符合。

薛瑾的工作就是随时与患者家属保持联系,沟通患者病情的进展,“那是一个极其残忍的过程。”她说,在两个多月的沟通中,自己早已与这个家庭产生了感情,“就像是自己的亲人一样,然而到了最后,却要让他们放弃治疗来捐献器官。尽管这时病人已处于脑死亡状态,但内心突然又有种不愿意让家属放弃的感觉。”

薛瑾说,经历了很多类似的案例后,自己开始不敢投入感情,“因为总会让这种情绪走进自己的生活中。”

转/变

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在改变

器官捐献已被更多人接受

很多时候,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医学中的死亡是“脑死亡”,而患者家属心中的死亡则是传统的心脏停止跳动。对于器官捐献,如果在脑死亡后,患者家属仍要继续治疗,这时患者体内的器官很可能会在逐渐衰弱中失去捐献价值,因此,协调员不得不开口说服有捐献想法的家属考虑放弃治疗。

“很多家属会觉得还有心跳,还有温度,就还能有希望,但其实没有。”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杨洪吉介绍,脑死亡是指大脑的整个血循环已经停止了,大脑的营养脑细胞没有得到供血,大脑整个处于一个坏死的状态,中枢不能支配所有器官去发挥各自的功能,这些器官就会衰竭,尽管这个时候心脏还会跳动,但能够持续跳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其实协调员或者医生在器官捐献协调中,只是告诉家属这样一种现实,选择权还是在家属手上,所以,并不是医院不再救治了。”杨洪吉说。

“我们只会跟家属如实陈述这种状态,然后希望家属能让他们的亲人逝后还能发挥生命的价值,去延续他人的生命,这也是逝者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薛瑾说。

不过,这两年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已在改变。“一是媒体的宣传报道增多,二是器官捐献的案例在增加,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现在不少的器官捐献其实就是患者家属自己提出来的。”薛瑾说。

困/惑

相关部门的沟通仍然存在不畅

规范器官捐献需出台相关条例

据薛瑾介绍,昨日上午,在王猛手术正常准备之前,她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做了大量工作。王猛因交通事故造成不可逆的重度颅脑损伤,涉及交通事故时,如果其最终死亡,且有进行捐献手术,术后的遗体则会有刀痕,这就需要有当地的法医介入对尸表进行尸检,需要法医了解手术的进行。“但在沟通的时候,一开始当地说愿意来法医,但随后又表示距离太远不愿来人,最终只得通过沟通,联系上成都另一家医院的法医参与。”

“这其实就是一个沟通不畅的问题。”薛瑾说,在器官捐献中,有不少人是因为交通事故或者其他意外导致死亡,而这些都是需要涉及赔偿及责任的问题,就需要当地相关部门的参与和配合。

另外,人们对于器官捐献工作仍然存在了解不够的问题。薛瑾说,此前,曾接到南充(微博)一家医院的来电,说有患者家属提出器官捐献,“当我们的救护车赶到当地,需将患者接回医院进行手术时,对方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质疑,我们拿出身份证、工作证、医院资质等等,家属仍然认为有可能是伪造的,最后还是通过当地红十字会才得以证明。”薛瑾称,“这其实反映出公众对于这方面工作依然还是了解不够。”

对此,杨洪吉也建议,相关部门应该适时出台相应的人体器官捐献条例,将器官捐献工作做一些具体的说明和规定。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王勤

编者注:该视频与原文无关,仅供扩展阅读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搜索:

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推荐微信

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责任编辑:cherry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