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白领为黑人男友运毒在国外面临死刑 要求无罪辩护

热点资讯北青深一度2018-06-09 07:25

赵虹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外籍男性网友love,并帮他带衣服样品来到马来西亚。飞机落地后,海关人员从她携带的行李中搜出了三公斤多冰毒。自此,她被关押在监狱,等待审判的到来。

记者/杨宝璐

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赵虹学会了马来语,她等待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马来西亚,她这类人有另一个称呼——“毒驴”。

2018年3月26日,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报道了多名中国女性,在帮外籍人士携带服装样品进入马来西亚时,被查出行李内藏有毒品而被捕入狱的消息。(《马来西亚监狱里的中国“女毒贩”》)这其中,也包括正在等待判决的赵虹。

报道刊发后,经多方努力,深一度记者终于进入马来西亚当地监狱,与赵虹进行了直接对话,并旁听了对她的庭审。同时,也与促成赵虹携带“样品”的介绍人倩姐进行了联系,以期进一步厘清中国“女毒贩”案件背后的种种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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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的庭审

6月1日,9点15分,距离吉隆坡车程半小时的莎亚南法院,四川姑娘赵虹的运毒案即将开庭。

因为法院和监狱在押送嫌犯的通知上出现了失误,这比原定的开庭日期推迟了一天。也导致除去律师拿兰星之外,另一名辩护人冯吉详未能及时到庭,只能由副手赵子珊律师代为出庭。

摆在赵虹面前有两条选择:要么在一名主要律师缺席的情况下开庭,要么要求延迟开庭。

赵虹犹豫了。这或许是她离自由最近的时刻。2015年8月,赵虹经朋友“倩姐”介绍,认识了外籍男性网友love,并帮他带衣服样品来到马来西亚。飞机落地后,海关人员从她携带的行李中,搜出了三公斤多冰毒。自此,她被关押在吉隆坡附近的加影监狱,等待审判的到来。

马来西亚对于旁听庭审的要求并不严苛,6月1日当天,无需申请或登记,深一度记者便进入了法庭旁听。在旁听席上,甚至有机会跟赵虹聊上几句。

这是赵虹第四次过堂,习惯了流程之后,对于开庭,她显得并不紧张。一看见记者进去,赵虹主动打了招呼。她从被铐着的手上摘下来一个红蓝塑料丝编的指环塞给记者,“这是给你的。”

“如果这次你被判无罪,回国后会去见倩姐吗?”深一度记者问。

赵虹眼神闪烁,努力控制着情绪,停顿了一下才回答:“之前,倩姐有来马来西亚给我作证,但那次她没有来看我。我想她大概没想好要怎么面对我,所以我不想去逼她。等她想好怎么面对我时,她自然会见我的。”

倩姐

赵虹所说的倩姐,就是当时介绍她和外籍网友love认识的老乡梁小倩(化名)。5月24日,深一度记者在上海见到了梁小倩,她补充了赵虹与love相识的前因后果。

赵虹与梁小倩相识于一场校友会活动,但并非经常联系的朋友,“认识两三年可能就见过几次,但每次见面都聊得比较多。”梁小倩说。

2015年,赵虹跟梁小倩联系,提出借钱付房租,但梁小倩没借给她,而是告诉她一个帮人捎货的兼职,并把她介绍给了网友love。一个多礼拜之后,赵虹就答应了love,帮他带衣服样品去马来西亚。

多年之前,梁小倩也曾帮love带过货,目的地同样是马来西亚。

第一次带货,梁小倩记得清楚,是那种能装一二十公斤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衣服、鞋子和包。love安排了一个广州女老板帮她办签证,love本人则在吉隆坡接机。

之后梁小倩又帮忙带了两次货,但接待人员都不是love。据她说,每次去都有安排好的酒店,除去负担机票食宿外,love还会再给她三四千元报酬。

当赵虹借钱时,梁小倩便想起了这份差事,当时她很久没给love跑过腿了,便把赵虹介绍了过去。

事实上,梁小倩也曾疑惑,那些衣服,一二十公斤也未必值几千块,为什么要“人肉”带过去?但对方说,就这么一点货,走物流要报税,还不如让人带过去便宜。

梁小倩回忆,赵虹从上海出发“带货”后,某个深夜,她都已经入睡了,突然接到赵虹电话,“支支吾吾的,就问带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她迷迷糊糊地问赵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赵虹也没说清楚,就挂了电话。

“如果我知道是毒品,一定不会去带的,对不对?难道我带了三次毒品都没被检查出来?我的命就这么好?”梁小倩反问道。

赵虹被搜出毒品的行李箱

安检仪上的“黑影”

5月28日,利用探视的机会,深一度(ID:bqshenyidu)记者在加影监狱见到了赵虹。

赵虹很瘦,但精神尚好,言语逻辑分明。对于深夜给梁小倩打电话这个细节,她自称已不记得了,“她说打过电话,那就是打过吧。”

探视过程中,赵虹还向深一度记者进一步回忆了这一趟最终让她身陷囹圄的“带货”之旅。

那趟改变她人生的旅行其实并不顺利,从上海去广州时,飞机延误了很久,一度令她想推辞掉这份差事,直到晚上她才到达广州。

“后来想,来都来了,就做完得了。”第二天,她跟在广州接洽的外籍人士一起来到商店。在第一家店铺买了一个全新的行李箱,然后又走了三家店铺,分别拿了用黑色塑料袋装起来的货物。

所谓货物,就是山寨YSL牌女包,以及鞋子和女士内衣。赵虹回忆,每到一家店铺,外籍人士好像都和店主认识,没什么寒暄,直接拿货,她在一旁目睹了买货的全过程,并看着对方打包。对方还告诉她,这些是样品,如果丢了,后面大批量订单就会受影响,所以必须找人直接带到马来西亚去。

这听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赵虹拎着这个箱子,从广州出发,经停香港,抵达吉隆坡。下飞机后,她去了趟洗手间,出来还没来得及去传送带取行李,就被海关工作人员拦下了。

“他们问我,这是不是我的箱子,我说是。他们就把箱子从安检过了一遍,我在屏幕上看到了有黑色的东西,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还反问他们,这是什么?”赵虹描述道。

海关人员把她带到办公室开箱检查,翻了半天也没翻出什么东西,又重新装箱过安检机,黑色阴影再次出现在屏幕上。

临近天亮时,专业缉毒人员来了,一番搜查之后,他们将目光锁定在那些山寨YSL包上。用刀片沿着缝合线割开,黑色塑料袋掉出来,包裹着被压得平平整整的晶状颗粒物。

赵虹联系梁小倩未果后,拜托朋友先找了一个当地律师查理,查理告诉她,两百万马币,可以让她免于牢狱。

“我一听就绝望了,我们家不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赵虹说。查理催了几次,见她没有拿钱的意思,便宣称不再负责这件事。

她一开始还瞒着父母,直到2015年9月,得知实情的父亲和叔叔才赶来马来西亚,在中国大使馆的推荐下,找到了当地华人律师冯吉详来代理案件,后来又增加了一名律师拿兰星。

冯吉详的助手赵子珊律师告诉深一度记者,在接手赵虹的案子后,他们就反复劝说梁小倩,希望她能来马来西亚为赵虹作证。后来,梁小倩通过律师转告赵虹的父亲,要赵虹父亲出五千块旅费,她才肯去。

“她通过律师跟我说要五千,我们家很穷,希望能一方负担一半。但她不同意,还说再逼她,她就去国外。”赵虹父亲说,最后,他还是给梁小倩账户里打了五千块。

“在不了解马来西亚法律之前,我肯定有一点担忧,换谁都会有一点担忧。”梁小倩如此解释,她强调自己问心无愧,后来,她去马来西亚作证,差旅费有结余,她又退还给赵虹父亲600块。

梁小倩还称,事发后,她还联系过love,劝说他为赵虹作证,但没能成功。那是她最后一次跟love联系,看love无意施救,便删除掉了他的好友。

深一度首篇报道发出后,记者发现,love的QQ昵称改为了“Desmond”,但留言板上网友对他的指控还一直存在。

“毒驴”

曾有个重要的提示在赵虹的身边闪现,但她忽略了。

在知情人向记者出示的一份证据中显示,love曾让赵虹跟一名卖电话卡的人士联系,对方隐晦地点出了“他可能是个毒贩”,赵虹犹豫了,她给梁小倩发信息,询问这个跑腿的活儿到底靠不靠谱。

梁小倩告诉她,自己也带过三次。这给她吃了一剂定心丸。

“她太聪明了,很难相信这么聪明的女孩会被人骗。”数名与该案有接触的人对记者说。赵虹去过美国,也在外企工作过,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不少人觉得,“想骗过她很难。”

“我本来有点犹豫,但梁小倩说没问题,我肯定就相信她了,没想那么多。”开庭前,赵虹解释道。

赵虹承认,那时她的经济并不宽裕,她刚辞职创业,和朋友创办了一个礼仪培训的项目,负责培训“形象管理”的个人服务。计划书写好了,还没开始盈利,就到了该交房租的时候。

但她不想再跟父母要钱。“那时候我就想,挣几千块钱付一下月房租,然后就可以安心创业了。”

一直以来,她都是父母的骄傲。大学毕业后,赵虹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主要负责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业务。父亲还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和赵母在天津打工,赵虹正在北京出差,还专门来了一趟天津,就为了跟父母呆上两三个小时。

“我如果出去,先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他们。”开庭前,赵虹跟记者说。她性格开朗,但一提到父母,神情就黯淡了下去。“本来以为我毕业了就能挣钱了,没想到还是给他们添负担。”

诱使他人“带毒”的犯罪形式在马来西亚并不少见,在吉隆坡街头,跟出租车司机随意聊天,提到“毒品”这个词,司机就会提醒你,不要帮别人拿行李。拿兰星律师代理过六七件同类型案件,另一位律师冯吉详,赵虹是他代理的此类案件的第五位中国女性。

拿兰星告诉深一度(ID:bqshenyidu)记者,这样的人被称作“毒驴”。一般来讲,毒贩寻找“毒驴”,都会从女性下手,但印度裔“毒驴”则多为男性。

冯吉详则称,2014年中国四川籍姑娘彭某因同类型犯罪被起诉。此前,虽然此类型犯罪在其他国籍人中屡有发生,但在中国人群体中还是第一起。

冯吉详代理了这个案子。“那个姑娘有人证。”冯吉详介绍道,“由于这是第一起中国籍犯罪,法官相信了彭某,她被无罪释放。但此类案件接二连三出现,就再没有轻松被判无罪的情况了。”

作为辩护律师,除了第一起无罪释放和最近的赵虹案件,冯吉详经手的其他几件案件都从马来西亚法律中的39B改为了39A(2),即运毒改为持有毒品,刑罚也由死刑改为有期徒刑并接受鞭刑。

“如果罪犯是女性,可以免除鞭刑。”赵子珊说。

但这个方案在赵虹这里未能实现。检控官不同意,赵虹也不愿接受这个选择,而是要求做无罪辩护。“如果我承认了,这就是我人生的污点。”她说。

出于这点考虑,冯吉详劝赵虹不要着急。马来西亚大选之后,废除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果赵虹的案子在废除死刑之后再进行审理,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即使一审被判无罪,想要回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加影监狱里,另一名中国姑娘两次被判无罪,但刚走下法庭,就被移民局以签证过期为由继续扣留,紧接着,检控官再次提出了对毒品案的起诉。

异国铁窗

开庭前六天,冯吉详的律所接到加影监狱发来的一份对赵虹的投诉书。投诉书称,赵虹在监狱里违反管理规定,监狱方希望律师能够劝说她服从管理。

“这对她量刑非常不利。”冯吉详有点生气。他执业28年,这样的事还是头一遭。

6月1号开庭前,赵虹向赵子珊律师说明了投诉书的缘由。

在加影监狱,被起诉至高级法院的外国人被集中关押在一层。八人合用9平米左右的房间,没有床,狱友们都铺一层塑料泡沫板,睡在地上。

“平时早上起来,看守人员会要求本国罪犯把塑料泡沫板拿出去,外国人以前是不用的,但现在要求我们也拿出去。”赵虹解释道。

和国内监狱不同,在加影监狱并非所有的在押犯人会被要求外出做工,赵虹和她的狱友整天呆在九平米的房间里,或坐或卧,生活只剩看书、聊天或无所事事。

“长期在地上躺着,有塑料泡沫板对风湿会好一点。”赵虹称,此事并非她一人抗议,很多狱友都向各自的大使馆探望人员抱怨了撤走塑料泡沫的事情,大家的律师都收到投诉信。

6月1日庭审那天,赵虹抬头央求赵子珊,稍等一会儿,“我难得出来,再在这里待一会儿。”

赵虹告诉记者,在监狱里,她们每个月只有一次去小花园放风的机会,但这要取决于看守人员的心情,有时候三四个月也出去不了一次。

在换到高庭牢房之前,条件更加恶劣。赵虹曾经的狱友秦雪(化名)告诉深一度(ID:bqshenyidu)记者,2月份,她曾因吸食摇头丸被捕,后因签证过期,被判刑三周,短暂和赵虹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三十来个人睡在地上,蚂蚁、蟑螂从身上爬过,白天就坐着,什么事都不做。”

进去第一天,秦雪什么都吃不下。秦雪不懂马来语,时常被欺负。拖鞋被人穿走,她就得挨管教人员的骂。“那些人看你不会讲马来话,还会抢你的吃的。”

那时赵虹刚经历一次过堂,被暂时收监在大牢房里。牢房睡觉分两边,“一边二十来人,一边七八个人。”赵虹在七八个人那一边。她看了一眼刚进去的秦雪,招呼她睡在稍微宽裕的一边。

在监狱里,上佛教课是赵虹为数不多的寄托。她信了佛,开始吃斋,把饭菜里的肉都让给了秦雪。

“她算很坚强的了,要是我呆那么久,肯定坚持不下来。”秦雪说。在监狱里,赵虹努力对抗着无所事事的消磨,她学习、拜佛,也跟人聊天,还唱歌。

三周后,秦雪从监狱里出来,跟赵虹的父亲取得了联系:“她在这边的事情我负责了。”

根据规定,秦雪出狱半年之内不能再回到监狱,她就找人每周去探监赵虹。书是唯一可以从监狱外递进去的东西,赵虹经常让她送小说进去。秦雪提过几次想要给赵虹买贵一点的“监狱套餐”,赵虹拒绝了。

等待庭上发言

根据马来西亚的审判程序,先是由控方举证,之后是辩方律师进行质询和反驳。当所有的控方证人过完堂,法官会凭现有证据对案件作出裁决:如果证据成立,必须让嫌疑人出庭进行解释。

6月1日,到场的拿兰星和赵子珊商量后决定,先让控方过完最后两个证人,具体律师质询则延期到7月。

上午十点,控方最后两名证人坐在了证人席上,旁边还放着赵虹入关时的箱子。被发现藏有毒品的,则是十五个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的手包,商标都还没有摘掉——对于赵虹来讲,这是个微弱的优势。冯吉详和拿兰星均指出,对于她的辩护策略,只能从当事人不知情这点下手。

控方的其中一位证人是机场执法办公室的官员,他在回答法官提问时表示,是在早上5、6点钟从赵虹的行李里搜到了毒品,当时在场的还有五名属下。

在法官要求下,这名证人当场指认了赵虹所携带的山寨YSL手包。他表示,在每一个包的夹层中,都搜出了晶状毒品。

最后,检控官向法院呈上赵虹来马来西亚时乘坐的机票、控方与赵虹在国内经过的机场以及航空公司的书信往来。并提交了新的证据——赵虹与love、梁小倩的聊天记录。

庭审结束后,赵虹顺从地让警官给自己戴上手铐。她有一点担忧,控方称,打开她和love的聊天记录,只剩下一声打招呼似的“Hi”。

但赵虹暂时还没有得到辩解的机会。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她已经学会了马来语,但也许要等到之后的庭审中,她才能有机会为自己的命运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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