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工劣根。我必须非常痛心地指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回答“为什么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秩序”。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郊区打工，这是劳动力的转移，也是群体性的习俗、习惯、心理、语言、思想等的转移。然而，相对保守的农村秩序，从农村进入城市、郊区，在短时间内并没有改变传统，而是几乎原原本本地把它们带到了城市秩序的边缘。这些外来工聚集的地方明显地形成两套秩序：一，城市秩序，讲究规则、程序，即地上秩序、中心秩序、明秩序；二，农村秩序，讲究乡情、扎堆，即地下秩序、边缘秩序、暗秩序。郑万贤的好赌、醺酒，其实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灾难。郑忠杰面对任何坎坷都能看得开，唯独父亲内心的贪欲、不服输、无中生有的怀疑、好大喜功的排场，以及重复得不厌其烦的“老子整天都忧愁得很”的话，使得他深感民工自身的病疾不浅，必须重新认识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三、未来风险。郑忠杰已经尽到了他的最大努力，经济收入在短时之内无法再增加，但三个很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他的面前：第一，他还没有结婚；第二，他还没有一栋楼房；第三，他母亲的病极难彻底治愈。别人也给他自己加上了一个问题：郑忠杰的身体状况很危险。据调查，郑忠杰将剩余积蓄寄回老家，由三姑郑修英保存，只有４·９万元。一旦上述四个问题当中的任何一个突然来临，郑忠杰也只有望而生畏。在目前暂无风险的情形下，他也意识到这个家庭的“抵抗力”是不牢靠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缘故。另一个原因是郑万贤、吴婉琴的夫妻情感矛盾，观念很不相同的两个人曾经积下了多年的矛盾和恩怨。身为儿子的郑忠杰，因此在家中扮演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经济主力，母亲保护者，父亲沟通者，决策主导者，以及观念、信息、情感的传播者，甚至是——教育者。一旦郑忠杰有什么重大突变，那么这个家庭就很有可能走向分裂、分散，甚至父母内斗。
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的这次细致调查和统计，使郑万贤一家关起门来争论了六个多小时，问题的焦点集中于“如何有原则地减少支出”。我当场说的是这几点：第一，资源短缺，钱要花在刀口上，１００块钱办一件事和５０块钱办两件事，这是有巨大差别的，所以花钱一定要讲效率，不要浪费资源。第二，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这就像经济再发展也无法保证国家的稳定一样，所以彼此平等、团结、理解、关心、量力而为、表达意志，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家庭规则，是自由而民主的家庭制度。第三，“单赢”只是“最一般”的局面，你们家不是避难所、救助站，而应成为互惠互利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让你们在民工身上挣钱，而是让你们和民工一起挣钱，创造共同利益价值。只有这样，单赢才会走上双赢、多赢。否则，即便是一个输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的赌徒，他也会找到你们求助，然而这并不一定是在帮他。我这个人也乐善好施，人家都说我不是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的人，而是一个十足的傻瓜，所以你们的问题其实也成了我的问题。要解决它，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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