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庭的背景
这是一个极有实力的农民工家庭，２５岁的郑忠杰是家中最大的经济支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当时年仅２２岁的郑忠杰从北京一家工厂车间退出，来到佛山从头开始。他的一切经济收入，全部交由母亲吴婉琴保管，身上从来没有超过１００元现金。郑忠杰说：“我在家中实行的是绝对的公有制，父亲是私有制，母亲是股份制、救助制。”之所以选择这种规则，他说：“父母都是５０岁上下的人了，从个人来说我是报父母恩，从家庭形势来说，负担越来越重，我必须先扛重的一头。” 有多重？我问。——“起码占９０％以上吧。”经调查，事实确实如此。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郑忠杰辛辛苦苦挣的金钱总额共有１１·６万元，即３５９１·３元/ 月，１１９·７元/天。而现年５２岁的郑万贤则是有钱则花，又好赌成瘾，广交酒肉朋友，几乎是入不出敷。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初—１２月底，郑万贤在佛山市南海区几个建筑工地负责打水泥，本来应有２９４０元工资，但最后拿回家的只有４６０元（这将近三个月的车费还是全由儿子郑忠杰负担）。２００３年３月中旬，已无事可做两个多月的郑万贤又到广州市白云区负责建筑打杂，干了１５天，又回家休息。１９天后，又到一个厂房当看守员，干了４４天。这总计５９天的工资本应有１９６０元，但最后拿回家的只有３２０元。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次次如此。一年１２月，郑万贤真正在做工的时间不超过８个月。按照他自己的技术实力和人缘脉搏，即使一年只做８个月，也应有１万元的剩余钱。然而实情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他真正拿回家的钱只有３４３０元，即１０６·２元 /月，３·５元/天，等于挣一包烟的烟钱。
郑万贤是个很特别的人物。说他特别，是基于三点：第一，他有一个不简单的儿子；第二，他自己的朋友贯通三教九流；第三，确实够豪爽够仗义，具有类似北方汉子血性——甚至可以说是“侠义”——的种种特征。说他是个人物，是因为他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在来自贵州、四川、重庆的部分打工人里面很有号召力，别人办不了的事情，只要他出面，都容易解决。这个人，经历的苦难非常多，在江湖上有一帮很讲义气的打工兄弟，许多感恩待德的兄弟宁愿自己吃亏也要给郑万贤一个面子。但郑万贤本身并非要图任何实际回报，许多事情都是本着“搭把手、帮个忙”的心态，助亲属、老乡、朋友一臂之力。郑忠杰也传承了父亲的这一特点，但他做事很谨慎，多了点书生气，少了点江湖气，想到的事情多，做到的事情少。不过，一旦轮到资助他人，父子两人则都是全无怨言，责无旁贷。
（四）潜藏的危机
一、救助制度。首先，我对郑万贤一家对弱势群体的大力扶助深感钦佩。那２９·５２％的支出比例，而且不求实际所获，处在他们这样一个艰辛奋斗的农民工家庭，其实已经在精神层面上超过了许许多多的慈善家。但是，这也恰好反面证实了弱势群体的救助机制并没有有活力地运转起来，他们这叫“自助”——民工救助民工。而民工这个群体，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地位实际上是非常低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低于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可是许许多多的工厂竟连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有的工厂很狡猾，干脆就把工资定在最低工资标准，然后又百般克扣工资，表面上是走上合法，而表面的背后则是合法背后的非法。民工这种经济地位，迫切地需要一个深入他们内心，并成为求援习惯的有生命力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