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称"倭寇"蒋介石竟是民族主义者

http://cd.qq.com　 2008年05月08日11:03 　 先锋国家历史　 李杨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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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抵抗主义到坚决抗战

长期以来，蒋介石抗日的态度始终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大陆史学界对蒋的对日政策一直多有批评。2007年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杨天石研究了蒋日记之后，得出了一个在大陆史学界堪称首创的“民族主义者”说。杨天石说：蒋介石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反对日本侵略，要求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的立场是一贯的。但对日态度，不同时期有变化。

杨天石用“妥协退让”这四个字来概括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段时间蒋的对日政策。以前史学界认为，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无关。杨天石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但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后来，北伐军就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杨天石认为，蒋当时做出“不抵抗”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对中日军力的判断。蒋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和日本打仗。蒋甚至有“三日亡国”之论，担心一旦开战，日军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

杨天石说，蒋终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蒋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同时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立志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卧薪尝胆，长期奋斗。他在日记中经常以“日倭”、“倭寇”来称呼日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认为已经退无可退。东北丢了，如果不战，平津就会沦为第二个东北，接着南京也会成为平津的翻版。当时许多人反对开战，军政部长何应钦说，至少还需要6个月的军事准备才能一战。北大校长蒋孟麟和胡适等人也都反对。胡适和当时知识界另一代表人物陶希圣曾联名上书给蒋介石，认为中国此时不能和日本打仗，否则中国的精华将毁于一旦，再也不能恢复。胡、陶建议承认“满州国”，以此了结中日间的一切纠纷，换取50年的和平。蒋在国防会议上说，如果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胡、陶之议，但问题是日本根本不可信，日本内阁根本管不住军方。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因此在会中大骂胡适是汉奸，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居正也说应该把胡适抓起来。但蒋并没有惩罚胡，后来还派胡任驻美大使，让胡到美国去宣传中国抗战。

抗战打响后，蒋的对日态度从妥协退让转为坚决抗战。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策划扶持汪精卫政权。日方透露消息说，蒋如愿意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当时日本人透过前天津市长萧振瀛传话，萧报告孔祥熙，孔于是向蒋反映，认为日本人开出的条件不错，主张与日和谈。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劝我与日本谈和，以汉奸论处，杀无赦。他在日记中写道：“萧孔等主和者太可笑，应痛斥之。”

杨天石说，历史事实是，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了八年，直到胜利。对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当然，肯定蒋在抗战中的表现，并不意味着否认他曾经实行过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人们不应用一个方面去否定另一个方面。

追求中国国际待遇

有人曾经认为，蒋介石是美国的奴才，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不是为中国，而是为美国抗战。杨天石说，这是天大的冤枉。其实，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美国人甚至一度想除掉蒋。

抗战期间，蒋与派到中国来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关系恶劣。史迪威在日记中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把蒋除掉。”蒋在日记中则骂史无人格，卑鄙无耻。蒋曾决心换掉史，指令宋子文在美国活动此事。最后考虑到临阵换将对作战不利，才决定不换了。

后来，蒋、史矛盾激化，史迪威曾计划暗杀蒋介石。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与史迪威有一段秘密谈话，罗问史，蒋能支持多久？史说，如再发生像日军进攻宜昌这样的事，蒋必定垮台。罗说，“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此后，据史迪威的助手、少将多恩回忆说，史到昆明找到他，当面对他说：“来自最高当局的口令，要求你制定一套暗杀蒋的计划！”于是，多恩制定了三套刺杀蒋的方案。但后来多恩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抗战中，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同盟国。杨天石研读了1932年到1945年蒋日记后发现，蒋一直在追求与中国国际地位相一致的地位，实现国际平等。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援助被侵略国家的法案——《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据杨天石考证，蒋介石多次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正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做“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有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

反思为何不能与共产党抗争

杨天石发现，蒋在日记中的形象，并不是一个顽固派、保守派，而是有若干改革主张，企图振作的。蒋深知当时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弊病，对国军的腐败也心知肚明，比如四处抓壮丁，军队走私、吃空缺的问题很严重。蒋想整顿军队，提出办法，但无法贯彻，有些表现差的将领仍不得不用。后来蒋号召成立青年军，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旧军队的问题。

1939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开办党政训练班，曾经亲自草拟了一个调查问卷，开了十几个问题要学生回答。其中有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皆比不上共产党，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做基层工作，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为何党委变成官僚，为何民众不信任本党与党员，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等。他对老百姓也有同情，在日记上写道，四川佃农很苦。日军轰炸重庆造成惨重伤亡，蒋在日记中提到：不知全国还有多少百姓受到同样的苦难。

1945年，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蒋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怠。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他曾主张把中国国民党改名为“中国劳动国民党”，只有农民和革命军人可以参加，这意味着蒋要对国民党进行一个根本的改造。蒋提出，要在3年中培养3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要下乡工作三年。要求国民党要为人民服务，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相结合，各级干部必须由民众产生等等。蒋也想过，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蒋还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后来蒋阅读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了解到中共的军队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为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土地，所以他曾经下令，凡是国军收复的地区，之前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土地不必要追回，承认农民的所有权。但当时国民党需要地主的支持，最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想法。

杨天石认为，抗战后期，蒋有心整顿党、政、军的腐败，但当时的国民党已经进入一种“制度性腐朽与制度性无力”状态，蒋的任何改革的念头都无法落实。蒋改革农村的想法一直到他撤退台湾之后才付诸实施，因为台湾的地主与国民党政府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才有机会推行下去，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杨天石研读蒋日记后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蒋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是一个不断读书，不断学习，力图充实自己的政治家。蒋读古书，读宋明理学，也看新书。“五四”时期，他像“五四”青年一样，看《新青年》、《新潮》杂志，读杜威演讲集、胡适的作品，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上世纪30年代，为了治国的需要，他读法、俄革命史，俾斯麦传。在抗战烽火中还看黑格尔的辩证法。

五四运动以后，蒋的思想曾经有一个向左发展的过程。他那时认为，要想改造中国，首先要消灭两种人，一是消灭乡村士绅，一是消灭资本家，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激进的思想。蒋也曾经是唯物主义者，提出过“不行不能知”的主张。 (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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