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结束医患战争

http://cd.qq.com　 2007年12月07日14:19 　 南方网　 　 评论0条

如果这个世界需要一场战争，那也是发生在社会与疾病之间，而非医生与病人之间。

李丽云的死，已经成为众人瞩目的公共事件。几天前，我收到一位在欧洲工作，自称“对国内医患关系之恶劣有切肤之痛”的朋友来信。这位朋友在国内曾经是位临床医生。当他抱着满腔悬壶济世的热诚开始工作时，科室主任对他的忠告却是：“要将患者看成随时会扑上来咬你的敌人，不可疏漏任何医疗文书。”刚开始，他觉得这句话过于冷酷无情，然而，后来他渐渐明白这冷酷的话语背后包涵了多少辛酸教训。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一桩桩令人深感悲哀的事件。在其工作过的科室，几乎所有的同事都遭受过来自患者的身体攻击，其中包括身怀六甲的女同事，而他自己也险些因为救人陷于冲突。

我相信多倾听一下来自医生的意见，将有益于我们对李丽云之死及当下医患矛盾的理解。当医生与病人互相为敌，看病有如和谈，那么靠谁来结束这场战争？

一尸二命，人们愤怒已极。在网上我甚至看到“中国，在人性上，一贫如洗”式的抒情。老实说，如此悲愤措辞，只会令人绝望。事实上中国人并非全无人性，在这次“人性，一贫如洗”的背后，更有人性的光辉，比如医院方同意欠费治疗并动员各方力量推进手术进行等等。从这方面说，我们将李丽云之死简单归咎于医院无所作为，并将医院再次推到患者对立的另一个战壕进行扫射将是何其愚蠢！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在重复“制度问题，道德解决”这个犯了一万遍的错误，让个人或群体充当一个整体性有病的社会的替罪羊。

“人性一贫如洗”的背后是“社会病了”，而相关救治远非医生群体所能独自担当。

早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通过了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明确了初级卫生保健（PHC）是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1990年代中国对此亦有所承诺。然而，中国经济连年高增长的奇迹并没有使公共卫生事业获得更好发展。2000年世卫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排序，中国列在144位，比伊拉克（103）和苏丹（134）还要低。2004年卫生部官员直言不讳：中国有40％－6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而中西部地区病死家中者估计在60％－80％。更近的事例是，在母婴保健法实施6年后，像李丽云这样的农民工孕妇，因为得不到正常的孕检，在被送到医院时已是高危状态。

显然，李丽云之死是不断被社会抛弃的结果，医院的“抛弃”只是最后一环。然而，相较之下，在中国现有医疗体系中，医院何尝不是弃儿？否则哪需要什么“以药养医”？不幸的是，这种不对称与不透明的制度设计放纵了人性中的恶，并且放大了人们对这种恶意的揣测。其害处在于，“以药养医”让医院成为道德上的吸烟者，而病人则成为在医院吸二手烟的人，受害尤甚。

今日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失信任感是普遍的，医患关系上更是如此。肖志军对医院的不信任彻底否定了医生的专业判断，而医生不敢多担当同样因为害怕自己的担当只会遭受病人家属的报复、上层的责罚与社会的误解。转型社会，旧屋已拆，新屋未建，每个人都在赶路，都在各奔前程，每个人都在算计权利并忍受随之而来的势利与孤独。这是一个在价值论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期，以至于需要担当时，人们就像遇到了踩踏事件，前面的人是障碍，后面的人是危险，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只有逃。

社会病了，医生何为？李丽云的死，以一种极端方式展现了现有制度留下的一个死角，这个死角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经验与法律支起的帐篷里躲过这场良心问责的风雪。在此，我们无意责备任何当事人，大家都很不幸，任何苛责都可能意味着一种重负与不公平。只是，既然“每个人都输得一败涂地”，那么在制度与社会获得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只能寄望人们不要活在以往的消极经验里，更期待着一次次良心上的起义，随良心所欲，而不是完全“听制度由命”。如果这个世界需要一场战争，那也是发生在社会与疾病之间，而非医生与病人之间。

（作者系时事评论家）

文本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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